在“天价片酬”被曝光之后，无论是行业内的从业者，还是吃瓜看戏的圈外人，都密切关注着娱乐产业的动态。然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急诊”做法，似乎也深入到了娱乐产业。
随着行业中各种乱象频出，“重拳”“声明”更让大众目不暇接，“税改制度”又接踵而至，究竟能否对当下国内的娱乐产业产生影响？烹小鲜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业内专业人士，关注“震荡”背后的影视行业。
作者|洛弟
近日，娱乐圈最大的风波，一是“税改”，二是“降酬”。
先是网传“税务大地震”即将发生，影视工作室之前享有的税务红利，将不复存在。
所有影视工作室，包括演员工作室的税率，随着税收政策将由“核定征收”转为“查账征收”，税率将从原有的3%，暴增至42%。
同时根据新政，所有工作室还要补交2018年1-6月的税款。
据传已有影视公司因此倒闭，但未经证实。
最早传出的“征税消息”，未证实真假
8月11日，“优爱腾”三大平台，偕正午阳光、华策、柠萌、慈文、耀客、新丽六大制作公司联署声明，声言共同抵制“天价片酬”“阴阳合同”等一些列不健康或违法行为，维护行业健康发展。
无论“税改”还是“降酬”，如此巨大的力度，一旦付诸实施，无疑将造成行业巨大震荡。
一些业内人士，对此表示担心。首当其冲的是编剧。
工作室税率“一刀切”式提升，编剧工作室是否也在其中？
许多人认为，如果把收入相对不高的编剧工作室税率一并提升，纯属殃及池鱼。
编剧余飞日前在微信公众号“编剧别动队”上发文《已上交有关部门：关于“查账征收”的四大问题和意见汇集》，总结了目前编剧群体，对“增税”政策的几大疑问。
其中包括补交前半年税款，是否合乎法理，也有编剧对自身地位一贯的忧虑：
凭什么认为编剧“零成本”就应当补缴税款？创作与积累中，身心的巨大消耗，难道不算成本？
为什么要让编剧与演员、资深编剧与新编剧“一刀切”全部增税？
一旦到天价从业者因其市场地位，利益不受损，只有普通演员和编剧遭殃，岂非城门救不了，枉自杀尽池鱼？
为此，烹小鲜记者采访了中国电影文学会理事、副会长，编剧汪海林。
对于编剧行业目前的担心，汪海林表示，此事对他尚未造成太大影响。
目前的情况是，负责征税的工作室所在园区收到增税通知，开始跟编剧工作室洽谈。
而大规模的“查账征收”补交，据他所知，尚未出现。
但事件性质，在他看来，其实很明朗：
国务院及其直属机关国家税务总局，有权利划定税率，而地税部门也有权利，根据所在地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税率。
“一刀切”的“42%”，首先在地域上，未必会出现。
只要工作室之前依法合规纳税，这次“增税”的影响，也未必那么大。
而之前编剧们担忧的“不合理征收”，也还处在担忧阶段。
目前行业协会仍在同主管部门，就此方面一系列事宜进行沟通。
毕竟，“这次整顿的主要目标，仍是针对演员，或一些明星的高片酬情况。”“编剧至少不是主要目标。”
而“编剧成立工作室，总体上来说有利于管理，我想主管部门也能够看明白这一点。”
所以，在汪海林看来，此次事件从编剧行业而言，情形还有待进一步观望后，再作判断。
只要编剧工作室一直以来合理合法、依照政府规范行事，问题应该不大。
但这次风波对演员行业而言，汪海林认为，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从前所未有的力度与认真程度来看，绝不再是喊口号的“一阵风”。
虽然目前的情况，存在“一刀切”的可能，但也有其原因。
毕竟，目前“天价片酬”已不是小伤小病，而是危及行业生死的毒瘤。
所以要先“一刀切瘤”，再调养——先平息最迫切的高片酬问题，再把措施逐步合理化。
此前，《如懿传》主演周迅、霍建华被传出“片酬共计1.5亿”，之后澄清各得五千余万。
然而，汪海林也认为，演员高片酬，只是全行业不健康生态的冰山一角。
近年来“被操控的伪市场”违背市场规律的操作，后果更严重。
“演员片酬的问题只是一个导火索，从行业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假数据、假票房等造假问题，（以及）违反市场规律、违反市场真实性的问题。”
而三大平台领头的“降酬声明”，在他看来实属荒诞：
平台才是高片酬的“始作俑者”，现在却抱团呼吁降片酬，岂非贼喊捉贼？
“数据平台、播出平台的垄断，整个封闭的系统，产生了大量腐败空间。”
平台联合大经纪公司，结成利益链条，共同哄抬物价。
直到物价病态飙升，到了自身难以承受的程度，才被迫“熄火”。
“实际上恶魔是谁放出来的？还是他们。”
高片酬这一“恶魔”，终究是不合理机制诞下的怪胎——
毕竟，收入相对不高的演员，还是行业多数。
可那些盆满钵满的流量明星，其市场表现，显然物不足所值，也就此宣判了“数据为王”的死刑。
“小鲜肉与大IP捆绑在一起，相互依存，有大IP必有小鲜肉，有小鲜肉必有大IP。
它的实质就是去技术化、去内容化，以流量数据取代内容生产。”
“当资本发现，控制了数据端就等于获得了印钞机，那它为什么不把整个成本做上去呢？”
流量数据的操作，又掌握在利益共同体手中。
最终，形成一个“左手交右手”的大型托拉斯：
“一个公司，既是播出平台，又是制作公司，（作品）自己买给自己，（同时）还是经纪公司，自己签演员，想给多少钱给多少钱，演员的账又在资本市场上被认为是收入的一部分，然后这笔账想做多高做多高。”
“营销公司，自己的片子自己做营销，自己还有院线，这种情况，全世界独一无二，在中国不仅发生了，而且成为主流，这样下去，行业不可能好，不可能廉洁透明。”
上世纪40年代，“反托拉斯法”裁定好莱坞八大制片公司垄断，要求其分割旗下发行、院线业务。
至于解决机制，汪海林认为：不彻底改革购销机制，只是治标不治本。
他引用了编剧刘和平的说法：“供给侧改革”。
“如果真正像美剧一样，先看剧本，通过剧本和故事签订预购合约，按照协议进行生产，第一，不会有浪费，第二，也不会有虚高的价格。这么先进的现成体制，我们为什么不用？”
他认为，真正要“去病根”，还是要彻底改革，粉碎利益集团链条。
但目前行业内呼吁全面改革的人，仍是少数。“更多的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而继续推进的方式，仍然要靠呼吁，让行业逐渐形成共识”，推动自上而下改革，让“顶层设计”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
至于“托拉斯”的拆分，一系列为行业健康的反垄断措施，终究是大势所趋，迟早会来。
的确，在一系列弊端，已经让行业面临彻底腐坏边缘的时候，一切政策的最终目的，都是治病救人。
对于此次的激烈，也许可以“大家免着惊”，但祛除沉疴的过程，必然在漫长中，伴随惊疑，甚至阵痛。
心可能还要悬很久，但迟早有彻底放下的一天。
毕竟，只有“戡乱功成”，才能“张榜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