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月，我出生在正安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我是家里的长子，也是唯一的男孩，所以虽然家里非常贫寒，但我还是在5岁多的时候就背上书包走进学校。
说是学校，其实并不准确。村里并没有学校，孩子太小，走不了十多里的山路去邻村的学校读书，于是村里有户人家让出自家堂屋，在屋里放了两张八仙桌，摆着4张大长条凳子，请了一位读到初二就辍学的大男孩来教我们一到三年级的课本。那时候我们读书，每天六七点就起床，先捡一捆柴，割一背猪草回家，把牛放了，囫囵吞枣吃了一碗饭，11点才去学校。因为堂屋里的桌子是四方形的八仙桌，每次去得晚的同学，就只能背对着黑板，所以总是扭着头看黑板抄字算题。
一到三年级的上课时间，是从上午11点上到下午4点过，中午不休息。放学的路上，我仍然要一路捡些柴回家。晚上，就帮着父母做些砍柴喂猪的家务事，感觉很疲倦。为了节约煤油，一般全家人很早就歇息了，所以基本不会在家里写作业、预习或者复习功课。
到了四年级，我穿上母亲纳的千层底鞋子，走两三个小时的山路到另一所学校继续学业。那个时候老师上课都是用正安方言，我们不知道普通话为何物，所以每到考试，我就纳闷：我的拼音怎么会是错的呢？都是按老师讲的注的音呀？
小学毕业后我考到了晏溪镇上的中学。虽然是镇里的学校，但设施也好不到哪里去，教室的门窗有些破败，时而风吹过，还会咯吱咯吱地响。冬天的时候，教室里冷得不得了。我们男生就会拿起家里的烂碗废盆做成火盆取暖。原本初一就应该有的英语课，因为没有老师，拖到初二下学期才开课。用一年半的时间，追三年课程。连普通话都不会说的我们，大多英语成绩都是一塌糊涂的。初三毕业我又补习了一年，才考入正安三中的高中。那时候大妹的成绩比我好，她考上了中专，出于减轻家庭负担的考虑，她还是悄悄辍学外出打工。三年后的我，考进贵州师范大学。
如今，我已毕业离开校园20多年了。每每看到孩子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享受着有空调有地暧的学习条件，总会想起我读书时候的情形，感叹农村孩子的辛苦。要想改变家乡贫困落后的面貌，就得从娃娃的教育抓起，就得读书，再苦也得坚持呀！
回到老家，教书的同学有时候听到我发出的感慨，就会笑说我的感慨有些多余。他告诉我，这些年乡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早已成效显著，“要让所有儿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这是近些年来基层教育的教育主旨。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了统筹布局规划、改善办学条件、强化师资建设、强化经费保障等多条具体意见，在这些政策意见的扶持下，乡村教育的面貌早已大为改观。
他说，现在的农村教师规模不断扩大，教师队伍建设成效彰显，师资队伍向好发展，学历层次不断提高，近80%的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留守儿童数量在不断的减少。如今的乡村，已迈向了“全面提高质量”的阶段。他在镇里教书，现在的月工资各项加起来，能达到六七千元呢。想起小时候的代课教师，他们一个月只有12元的代课费，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
为了重温少时岁月，感念校园时光，今年6月，我应同学之邀，带着孩子回到了我从前的学校走访。我发现，我从前所读的那所小学，已经和其他学校撤并新建。九年义务教育带来的学费、书本费减免措施，让村里的孩子们的读书心境更加宽敞。去往新学校的道路不再崎岖，教室不再吹风漏雨；孩子们也不用在上学路上拾柴放牛，他们的校服、课桌凳早已经做到一个学生一套的配置；每天有国家补助的阳光早餐和午餐……在这里，孩子们安心读书、游戏，如同小树苗茁壮成长。
而当我走进我曾经就读的晏溪中学时，学校哪里还有我从前读书时候的影子？从前破旧的校舍已不复存在，校园四周尽是鲜花绿草，两栋高大的教学楼正拔地而起；教室里的黑板不再是墙上用墨汁涂黑的那种凹凸不平的水泥板，而是悬挂着的可上下左右移动的墨绿色软式黑板；每个教室都有得教互式多媒体教学器材，网络电脑、数字电视、PPT授课等现代工具逐渐走入校园，老师上起课来更得心应手；微课、反转课堂、说课、公开课、评课已常态化；老师和学生会说标准的普通话……
如今的孩子们，实实在在地享受着9年义务教育的“福利”。在我们村里，入学率达到95%以上，国家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正在不断缩小地区间的教育差异，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9年义务教育制将会变成12年义务教育制。这些年，我们村里的大学生一年比一年多，一些大学生毕业后返乡就业，成为了家乡建设的主力军。
新时代，新教育。这一刻，站在新学校门口的我，不禁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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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德智
文字编辑/陆青剑
视觉实习编辑/杨简
编审/李缨